于是，1716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六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已到晚年的康熙皇帝，在禁海上谕中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不难理解，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释猜忌与防范的心理。

康熙在开海与禁海问题上的思考模式，继续影响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员，甚至更远。

时间很快就到了1895年。这年2月，北洋舰队危在旦夕。刘公岛外，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封锁了出海口。北洋舰队残存的大部分舰艇失去了航行能力，只能作为固定炮台使用。朝廷的援兵，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此时，舰队司令官——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的劝降书：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不了海洋就守不住海岸，而失去海洋也最终将失去家园。”

“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争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可能灭亡!”

现在读来，这封劝降书是何等地振聋发馈!

事实上，清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在晚年曾告诫自己的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评论道：“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国人感到异常愤怒，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民间迅速传递到清廷，由是，大清被迫正式迎来庶民参政的高潮。海防、海权再次成为上下共同的目标。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这篇发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文章把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和本国沿海三道，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即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美国等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一种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 ，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

1906年，政务处的一份奏章里，明确出现了“海权”一词。而海军处也于1907年建立了。从这一年开始，海防、海军、海权、海洋，在中国社会上下都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人开始了其艰难的重入海洋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