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语盘点2014”，“法”与“反腐”分别成为年度国内字、国内词第一热。
反腐漫画   李二宝

　　党史学篇

　　重要党史人物仍是研究富矿

　　2013年12月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由此引发的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新高潮一直延续到2014年。有学者以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研究的一些论著为例，对毛泽东研究中的随意性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指出只有占有可信的资料，论断有据，全面、准确运用、解读史料，才能避免主观随意性，才能写出信史。 2014年是“三线”建设战略决策作出50周年。有学者考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来龙去脉，认为这个战略决策基本正确，很有战略眼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已为实践所证明，失误也必须引以为鉴。

　　2014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邓小平传》(1904-1974)等著作，披露了一些新史料，对推动深化邓小平研究意义重大。有学者对邓小平晚年的思想进行了研究，指出邓小平强调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等，对现实具有重大指导意义。2014年也是任弼时诞辰110周年。有学者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决策层的工作和贡献，指出任弼时以敏锐的洞察力、坚定的原则精神、细致周密的观察和思考，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王明的研究，有新的重要进展。郭德宏编的《王明年谱》，充分吸收了20多年来国内外出版、发表的有关论著的成果，披露了大量一手材料，对许多问题提供了新看法，如：关于顾顺章叛变的问题，关于向忠发被捕的细节问题，关于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问题，关于王明两次中毒的问题等。《王明年谱》在充分呈现王明“错误一生”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忽略王明的一些正确立场、观点和行为。

　　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受到关注

　　有学者从传统学术流变的角度，来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为什么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健将借助西学的阐释，通过尊墨抑儒、以墨攻儒，墨学压倒儒学，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由于墨学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利益，主张人人平等，勇于使用暴力反抗压迫，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对接的传统学术流派，尊墨抑儒这种传统学术上的巨变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使得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具备了文化上的可行性。有学者通过梳理认为，党对待传统文化，从革命思维和行为下的激烈否定、基本否定，到执政思维和行为下的理性看待，再到新世纪的高度评价，既反映了时代主题的变换，也反映了党思想认识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有了新结论

　　有学者指出，学界对“中国化”起点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化”标准缺乏共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备四项条件：理论传播、中共创立、实践活动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中共二大具备了这四项条件，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有学者也指出，中共二大是党关于群众问题认识的第一次飞跃。中共二大建设“群众党”的探索，不仅实现了中共的生存和壮大，更实现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多数人的发动和解放，对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建有新解读

　　1925年秋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曾经为中共和国民党培养了一大批重要的政治干部和军事人才，在中苏两国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国共两党关系史以及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然而，有关这所学校创建主体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似是而非，甚至彼此对立的解读。有学者指出，在苏联经济状况比较困难，人民生活比较困苦的情况下，俄共(布)和苏联政府仍然提供了巨额资金和大量人力、物力创建莫斯科中山大学，反映了其国际主义精神。

　　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有新见解

　　有学者考察了“五四”到“五卅”期间的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高涨本身就是国家权威缺失的一种表现，同时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亦经历了一个由同情、支持到反对、利用、支持等多重态度兼而有之的发展过程。有学者认为，一二九运动既是一场政治性质的运动，也具有思想运动的特质。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二九运动内在的思想动力，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主张的理解与运用以及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的调整是影响一二九运动内容与走向的重要思想因素。

　　红军长征的原因有了新说法

　　有学者指出，红军长征的原因，是党这一时期革命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即革命动员与土地革命模式的选择，产生了“打土豪”经济，最后出现了过度动员与苏区经济危机问题，决定了在1934-1935年之际的失败。有学者指出，苏区内部大规模肃反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内部因素之一，国民党围剿方法的调整则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外部原因之一。有学者对红军长征的进程做了研究，指出中央红军在贵州的四个多月特别重要。在当时极端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中央红军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之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重围，从被动转入主动，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果断灵活调整行进方向;二是强大的精神力量。

　　关于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研究更加深入

　　有学者对1945年和1981年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作了探讨，指出两个历史决议及其形成过程，完善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思想原则，规范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准则，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历史决议都来之不易，都是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集中全党智慧制定出来的，必须加倍珍惜。有学者对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为廓清起草历史决议的思想发展史的脉络，还历史本源作了较全面的梳理。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成学术生长点

　　对于如何深化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党史学者作了诸多尝试和探索。有学者提议用“新革命史”范式提升党史研究，有学者认为有必要探究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觉和表述体系，有学者支持党史专家张静如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思想，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成就最大。学者们尤以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为研究的着力点，围绕旧城改造、城市民主改革运动、私立学校的接管改造、政治语言的传播与习得、统购统销等出现了一批研究新成果。 比如，北京辅仁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正式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针对辅仁大学事件是新中国“轰轰烈烈的收回接受外国津贴学校运动”的起点的说法，有学者指出，事实并非如此，辅仁大学事件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教会大学的政策出现变化的结果，而是教会撤资后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北平解放后，辅仁大学的天主教办学精神逐渐褪去。为维系辅仁的天主教办学精神，教会方面选择以停止提供办学经费向学校和政府施压，最终酿成事端。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庆刚、硕士研究生李攀)